编者按：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创建于1980年，始称“郑州大学、河南医学院郑州分校”，1981年更名为“郑州市走读大学”，1985年更名为“中州大学”，2015年学校成功晋升为普通本科院校，更名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一个学校的发展成长离不开一届届好领导班子的带领与耕耘。1981年9月，中共郑州市委下发《关于付秉衡、王洪延的任免通知》（郑组干字[1981]359号），同意建立“中共郑州市走读大学支部委员会”，任命付秉衡同志为书记，任命王洪延同志为校长。王洪延校长作为建校初期的校长，带领着教职工取得了许多卓越的成绩，退休教师魏振枢老师用一篇《用一生诠释师者本色——深切缅怀学校的老校长王洪延先生》的文章讲述了自己眼里的王洪延校长，读后让人感慨颇深，此文被我校《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报》于2024年5月15日，总第674期刊登，现档案（校史）馆网站新闻特全文转载，愿与大家共赏读。
用一生诠释师者本色
——深切缅怀学校的老校长王洪延先生
退休教师魏振枢
王洪延，1922年生，河南安阳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44年毕业于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后任郑州第三高级中学副校长，郑州师专语文科副主任，郑州师范副校长，郑州市教师修学院副院长，郑州市中州大学校长，教授，河南省地方史志协会常务理事，省教育协会副秘书长，郑州市社联副主席，市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市教育学会副会长，市语音学会会长，市历史学会会长等职。是民盟郑州市委会副主委、河南省委会常委，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五代宋小说选》《社会心理学》等及《读〈史纪·三王世家〉札记》等多篇论文。我与王洪延校长结缘并相识于1982年初我去中州大学工作。
我于1982年1月大学毕业回到郑州市，由于原单位已经改制，只有等待重新分配。2月6日（星期六）得知，我的档案被郑州市走读大学优先拿走了。2月13日（星期六）上午九点半去郑州市人事局取到报到通知书，是郑州市走读大学，这就是中州大学的前身。
一、初见王校长
1982年2月22日，星期一，去学校见到徐校长（徐成祥后任河南省科协主席），领取了桌子、藤椅，与原化学班主任胡老师见了面。下午去学校，2点45分与胡老师一起去化学班和同学们见了面。1982年2月26日（星期五），下午去学校，参加学校先进的评比工作，我们不了解具体情况，只是在听。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校长，王校长中等的个头，稀疏的头发中有了不少白发，戴着一副上世纪三十年代流行的圆圈大眼镜，坐在一个藤椅上，笑眯眯的，话不太多。不过他不时地用眼睛的余光扫向我们四个刚来的新教师，他在用眼神审视我们，好像要透过身体外表和某些言行，力争悟出我们内在的内容。
二、在《中州大学学报》的创立上有前瞻、有远见、有部署
学校建设初期，百废待兴，需要办的事情有很多。王校长多次讲到要办一个杂志（学报），给教师一个总结教学、科研成果并展示的平台。1984年，在王校长的协调下，把当时在郑州市教育局做文员的许挺老师调到学校，负责学报的创刊工作。当年的12月就出版了第一期的杂志，计85页，刊载论文14篇，这就是学报的雏形。为了办好学报，又建立了印刷厂。所以最初的学报就是排字印刷出来的。截至2022年，学报已经从最初的一年出版一期，到每年不定期出版，再到每年4期到6期；从内部交流到内部准印资料到公开出版；从每期不定页码到每期96页，再到每期128页，截至2023年6月，合计共出版40卷169期。经过几代办刊人的努力（如许挺教授、吕志远、刘海燕等），《中州大学学报》从名不见经传的一个普通高校学报到河南省的一级期刊，到现在被十多家全国著名数据库收录，成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报。这其中的作用，首先应该归功于王校长。
三、关心学生的全面发展
王校长非常关心学生在“德智体”方面的全面均衡发展。重视学生的创新意识，时刻关注学生的课外体育活动。在他主政学校工作期间，组织学生举办优秀论文报告会，并亲自参与其中。在会议上还多次主动地向学生咨询有关问题，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我记得有一位学习机械专业的女同学汇报了一项设备改革的设想，王校长听得津津有味，不时插话，与这位学生之间的交流非常融洽。在校长的不断鼓励下，这位学生也增强了不少信心。也许这就是师生友情、教学相长吧。在王校长的亲切关怀下，学校学报还开辟专栏为学生提供展示的机会，例如，1986年《中州大学学报》第三期专门开辟了《学生论文选》栏目，刊登了三篇论文，如徐海蛟的《广告语言的修辞艺术》，王宏建、马亚宏的《浅谈层递、排比、反复三种修辞格在相声中的应用》，王玫的《一首悲婉的歌——浅析屈原的〈山鬼〉》。
最初我们的校园不大，学生在课外活动时间里，在这不大的校园里打篮球、踢足球、健身等。当他发现某一天参加活动的学生不多时，就会找人询问是何原因，为啥参加课外活动的学生这么少？我就曾被校长叫到跟前，让去查问一下，为啥学生们不参加课外活动？最近是有啥事牵绊住啦？
四、在支持学生学术工作上有格局、有标准、有情怀
20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是全球关注环境保护、防治环境污染的起步时期。我大学的毕业论文就是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内容，此后我一直关注环境保护知识，并对某些领域进行潜心研究。由于当时环境保护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多人还不够重视这个领域的发展，我向王校长提出要写一个小册子，在全校师生中开展环境保护的普及教育工作。王校长表示对我要编写环境保护科普小册子给予全力支持，并对我的初稿做过认真细致的修改，后来这个小册子发放给师生学习，这对学校普及环境保护教育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在一次省里组织的学术交流中，我发现郑州轻工业学院刘西林老师在做教学控制论的研究，我很感兴趣。于是，同我们学校教务处的李乃华老师（后考入山西大学读研究生，留在山西工作）前往郑州轻工业学院当面向他讨教，并深入研究了一些理论层面的问题。我与李乃华又前往王校长家里与校长探讨关于科学方法论的问题。最后写成了一篇《关于教学控制论的探讨》论文，多次交于王校长审阅修改，王校长在每页300字的稿纸上，用红蓝笔交替进行圈圈点点，批注密密麻麻的。对有些拿不准的内容还把我叫过去共同研讨，这些令我万分感动，这是“师”级学者学术造诣上学涯无边反复推敲追求极致的一些体现。
最终，我把这篇文章修改成《运用教学控制论，讲好测不准原理》投递到中国化学会大学化学教育委员会年会，被录用收入中国化学会化学教育经验交流会论文集D-12。
1984年我携这篇文章参加了暑期在济南举行的学术年会。会上，武汉化工学院的李国才教授见到我的文章后，立即让人把我叫去一起探讨有关方法论的内容。接着该文《关于教学控制论的探讨》发表在《中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一期上，获郑州市科协1984年度优秀论文三等奖。《运用教学控制论，讲好测不准原理》获得河南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优秀论文三等奖。
在王校长的影响下，我一直勤恳在教学科研第一线拼搏，虽然能力有限，但在业务上勤恳奋斗，不断进取，力争在未来的道路上更好地前行。2022年我已经75岁了，就在这一年我还主持编写出版一本本科新教材《环境保护》，另外还有《环境保护概论》（第四版）和《化学化工信息检索》（第五版）两本教材被送教育部参评“十四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023年获批为“十四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学生在努力工作，力争无愧于“人民教师”的光荣使命，力争无愧于王校长的殷切期望。
五、重视图书馆建设
王校长非常重视图书馆的建设，让我着手负责购买一些外文专著和学术水平比较高的外文期刊。1982年4月17日上午我去省外文书店了解此事，经过多次交涉，我们学校订购了大约有十多种有关数理化等基础学科的英文期刊，如美国的《Education of Chemistry》等，还买了一部分相应的外文专著。王校长还支持学校图书馆购买了全套的《四库全书》等一批珍贵资料。
王校长不定期地到图书馆去，调研了解近期有哪些教师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和看书，到流通部查看老师们主要借阅的是哪些书籍，以此了解近期老师的学习状态和需求。同时也非常重视了解学生的看书领域，加强对学生阅读书籍的指导。
六、无愧于一个人民教育家
王校长知识渊博、功底深厚、语言幽默、教法超群，学生们听王校长讲课总是兴致盎然，沉浸在知识的海洋，汲取知识的真谛，感受文学的魅力。笔者曾经亲身聆听过先生主讲的《古代汉语》课程，为其满腹经纶的才华、入木三分的谈吐、联系实际的印证拍案叫绝。这也许就是“学高为师”的具体呈现吧，王校长无愧于我们心目中的教学楷模。
王校长从教50余年，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堪称楷模。王校长对教育有着比较深刻的理解，对教育事业有一种切骨的热爱。因此，在从教过程中总是把学生的精神状态和变化动态作为他最重要的关注点和切入点。同时对于教师的关爱和支持更是不遗余力。在他的心目中，教师就是要传道授业解惑，要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事业中。
原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曾经说过：“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作为校长必须坚守初心，办出能站得住脚的、有特色、有目标的大学。在与王校长近十年的接触中，我对整个教育事业和作为一个教育事业管理者的职责都有比较深刻的理解。
作为校长，他首先应该是一个教育家，对于教育应该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一定是以整个教育事业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他不会跟着社会上的风向而人云亦云，他不会去屈服于社会上某些压力而改变初心和主张，他更不会也不应该同流合污。王校长认为，办学不能投机取巧，跟风随波，要有自己的办学理念，不能动摇。他在《中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一期发表的文章《‘职业大学’质疑》，至今也不失为一篇很有见地的好文章。
1986年4月10日下午在学校教改小组会议上，王校长语重心长地要求我们要重点做好教师的工作，因为“教师工作是良心活，严师出高徒是真的，名师出高徒未必”。对于教师的职责和任务，他坚持原则，不允许教师有任何敷衍了事、马虎应付的行为。有年轻老师教学漫不经心，敷衍了事，学生有意见，他立即要求将其调离学校。
王校长到我校工作后，由于离家较远，市里专门为其配置了一辆“华沙”小卧车，以便上下班通勤用。但是由于我校的外聘教师较多，且住处遥远，需要接送，因此王校长就安排把这辆车用于接送外聘教师，自己每天也是挤公交车来校上班。学校初期没有食堂，中午饭时，王校长跟教师们一样，从家里带上一份午餐，在办公室简单用餐。王校长艰苦奋斗、节俭自律的高尚品德，无形中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985年关于学校新校址的建设征地，当时曾经初选嵩山路南（郑州市辐照中心）的一片空地，约有60多亩。负责征地的主要领导一直对我说，这儿很好，地也够用了，并让我做王校长的工作。我与王校长沟通，王校长当场就说，我们不是建中学，断然回绝了这位领导的提议。这件事说明王校长对于学校前景和发展有很宏伟的目标。
1994年11月，我有幸到复旦大学参加《中国化学会大学第四届大学化学教育研讨会》，在会议的开幕式上，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福家院士说道：一个高中生到了复旦大学，就是不上课，复旦大学这个氛围和校风也能把他熏陶成一个高素质的人。这句话就表达出了一个校长所承担的责任——营造学风校风有多么重要。
王校长1999年9月去世后，骨灰安放在了郑州市烈士陵园3厅。2000年5月，我父亲因病去世后也安放在了郑州市烈士陵园3厅，正巧还处在同一排，相距很近。因此每当我去烈士陵园看望父亲时，都会到王校长的遗像前深深地三鞠躬，向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教育家致以我最衷心的怀念。（文章有删减）
